【历史故事】刘永：从苏轼的一首小诗看“乌台诗案”的尘埃落定?( 二 )

对比这两首诗，苏轼学习模仿文同诗歌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。
“二里”是流经京城汴梁（今河南开封）西郊一条小溪的名字。熙宁三年（1070），文同被朝廷任命为知太常礼院，集贤校理，入朝为官。这时，苏轼恰好也在京城任职，他们都居住在京城西冈。七年之前，苏轼在陕西凤翔工作时，二人就相识相知。现在故友重逢，更是亲密无间，如胶似漆，隔三差五就要聚在一起欢会交谈。清清二里溪边，他们常常信马漫游，兴致勃勃，乐此不疲。
就在当年，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，开始实行“熙宁新政” 。伴随王安石变法而来的是朝廷新党势力与旧党势力的激烈斗争，苏轼、苏辙兄弟因为反对新法，沦为旧党成员。文同虽然采取了“君子不党”的超然态度，仍然感受到了身边政治风暴的咄咄逼人。他决定离开汴梁这个政治斗争的是非中心，到地方州郡去工作。于是向朝廷请求到故乡蜀地任职。不久，朝廷批准文同的请求，任命他以太常博士出知陵州（今四川仁寿）。
文同远在四川仁寿，仍然非常关心苏轼、苏辙兄弟的安危，他们常有书信往来，诗歌唱和。文同作《子瞻〈戏子由〉依韵奉和》寄给被贬官到陈州的苏辙，鼓励穷困潦倒的苏辙放开胸怀，不屈不挠。诗中写到：“子由在陈穷于丘，正若浅港横巨舟。 ”、“贫且贱焉真可耻，欲挞群邪无尺箠。 ”对那些欺负苏轼、苏辙的小人，他恨不得拿起鞭子（尺箠）加以痛打！“安得来亲绛帐旁，日与诸生共唯唯。 ”虽然苏辙的年龄比自己小得多（相差二十多岁），但自己也愿意去当他的学生。文同的鼓励无疑是对苏轼、苏辙兄弟的最佳抚慰，他们珍视彼此之间的深厚情谊，亲上加亲，最终结为了儿女亲家。
从文同这首与苏轼的唱和诗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文同心存正义，同样敢于和势利小人作斗争。他只是不愿意把时间、精力浪费在争权夺利的权利游戏中，而是巧妙地应对激烈变革的政治形势，甘愿到基层工作，实实在在地去落实好朝廷的各项变法政策，任劳任怨地去为老百姓办好事、办实事。文同在地方干出了成绩，做到了执行新法改革而不伤民，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，以及朝廷、上级的肯定。这也是他能继续被朝廷信任，并且任用他到经济重镇——湖州担任知州的原因。可惜天不假年，文同在赴任途中骤然病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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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“乌台诗案”的尘埃落定
文同的病逝让亲友们悲伤不已，紧随而来发生的“乌台诗案”却成为王安石变法过程中，新党旧党激烈斗争交锋的标志性事件。文同因为病逝而躲过了这场“乌台诗案”的劫难，这又未尝不是“不幸之中的万幸” 。
苏轼接替文同出任湖州知州，上任之时，按照惯例，他上书朝廷报告到任、谢恩。在这份谢恩表书中，苏轼写道：“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” 。意思是我就不奉陪新党那些得势小人了，姑且到地方来管管牧养小民的杂事。正是这句话惹怒了新党，他们于是紧抓不放，在苏轼的诗文中寻章问句，曲意歪解，污蔑苏轼不学无术、藐视朝廷、妖言惑众和毁誉圣上。御史台弹劾苏轼的奏章一封接一封，不断送到神宗面前。神宗皇帝震怒，批示御史台，立刻赶赴湖州抓捕苏轼归案。
苏轼如同一只小鸡被抓入御史台牢房，才审讯没多久，苏轼就经受不住狱卒的轮番凌辱，完全承认了所有弹劾自己的罪名。然而，神宗皇帝却并不满意苏轼的招供。他认为苏轼定然还有隐瞒，下令必须要彻底查出所有涉案的人员。苏轼又被御史台通宵达旦地进行审问、侮辱，他不得不交代、指认和自己一起讽刺反对新法有关的亲朋好友、师长门徒，牵连出的人员越来越多。最终，王巩、王诜、苏辙、张方平、黄庭坚、范镇、司马光等二十九人被追究、处罚；文同、欧阳修、张先等五十多人，被认定为情节轻微，不予追究。直到“乌台诗案”达到了神宗皇帝乘机敲打旧党势力的满意效果，才被准予结案。 “乌台诗案”是著名的文字狱，影响非常恶劣，也成为了后来历代讨论、研究的热门话题。
元丰二年（1079）十二月二十九日，苏轼在御史台监狱被囚禁一百三十天之后，终于获释，并在两个月后贬官黄州（今湖北黄冈）。我们再回头来看苏轼的那首《吴江岸》诗，实际上，苏轼在被捕之初，就把自己和西汉名人邹阳进行了类比。他虽然惊恐万状，害怕被朝廷依律处死。但同时也心存侥幸，相信自己的文才，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像邹阳一样，用自己的忠诚，用自己的词章，来感动皇帝，来取得皇帝的信任，从而起死回生，重新做人。好在神宗皇帝爱惜苏轼的才华，并没有不择手段，杀鸡给猴看的意思，只是给了苏轼一个贬官黄州，以示警戒的处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