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不是流量，却以哲学家的身份登上了中国时尚杂志的封面|读书 | scate:tttttttttt( 三 ) 春来|立春|预防肿瘤|浙江医院

桑德尔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考虑自己所说的“我们对同胞所负有的道德责任”。他在13岁以前一直生活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郊区霍普金斯，后来随家人搬到了洛杉矶，那里的同学会翘课去冲浪。这强烈冲击着他内心的那种来自中西部的慎重内敛。他告诉我：“南加州对性格养成的影响，能在真实世界不受约束的自我当中看得到。”他早期带着对自由主义政治的兴趣，进入了布兰迪斯大学，随后又获得罗德奖学金的资助，去了牛津大学。一个寒假里，他要跟一位同学合作完成一篇经济学论文。“我这位朋友有着非常奇怪的作息习惯，我大概午夜睡觉，而他会通宵达旦。于是我就有了早晨的时间来读哲学书。”桑德尔这样说道。开学的时候，他已经读完了康德、罗尔斯、罗伯特·诺齐克和汉娜·阿伦特的著作；他最终将经济学放在一旁，转向了哲学。
2010年，中国有一群志愿者聚集到一起成立翻译国外节目。当他们翻完情景喜剧和刑侦剧之后，转向了美国大学那些开始上线的网络课程。桑德尔曾经来过中国一次，给一些哲学专业的学生做过演讲，但当他的课程上线后再次来到中国时，他发现了一些现象。“他们告诉我，如果讲座是晚上7点开始的话，那么孩子们会在下午一点半就开始占座。”他说，“他们挤满了教室，我得小心翼翼地从这些热情的人中穿过。”桑德尔也看到自己的思想在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，但都没有像在中国这样强烈。我们讨论过，并试图理解这种现象。哈佛大学的名号当然有号召力，而且公共电视台的专业润色和制作，也的确使这门课程比其他课程观看起来更有趣。然而，对于中国学生来说，他的上课方式也是一种惊喜：他让学生站起来表达自己的道德观点，让他们独立参与复杂而无限制的问题讨论，这在中国课堂上是罕见的。钱颖一说学生们津津有味地阅读桑德尔《公正：该如何做是好？》的中文版，“这部分是因为中国教的西方哲学很少，而且，这本书非常适合中国大学生，它用很多有趣的例子来阐明不同的思想学派” 。
除了上课风格受欢迎之外，桑德尔还更为深刻地解释了中国人对道德哲学的浓厚兴趣。他说：“当社会出问题的时候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他们都无法严肃地公开讨论各种重大的伦理问题。”年轻人尤其“感到公共讨论的空乏，他们想要更好的”。桑德尔给中国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些有用、富有挑战性但又不具有颠覆性的话语系统，也提供了一个能够在其中讨论不平等、腐败和公平等问题但又听起来无关政治的框架。这是谈论道德同时又不直指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的讨论。
有时候，桑德尔会遭到中国评论家的质疑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他反对市场的论证在理论上可行，但“薄”（thin）的公平概念会触动中国人回想起定量供应和空荡荡的货架。另一些人则认为，有钱是保护自己不受权力滥用伤害的唯一途径，因此限制市场只会增加政府手中的权力。“有些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非常气愤地批评他的观点，但大多数听众都很喜欢。”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这样说道，“桑德尔的话题，如正义、平等、道德在人生中的作用等，都与我们这个社会息息相关。”
在厦门演讲之后，我又观看了桑德尔在北京给不同学校的大学生所做的几场演讲。当桑德尔描述说，美国已经分裂成一个富人vs其他人的社会，即“空中包厢化”（skyboxification）的时候，很显然，中国听众在很大程度上感同身受。在昂首阔步地朝着一切皆可买卖的社会前进了30年之后，很多中国人开始反思。
在北京的最后一晚，桑德尔要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做一场讲座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一些学生志愿者，他们努力完美地翻译桑德尔的“公正”系列讲座。一个年轻女生滔滔不绝地说：“您的课堂拯救了我的灵魂。”桑德尔正准备问她这样说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人群就拥簇着他去照相和签名了。我犹豫再三，还是走了过去，自我介绍后接着问她。她叫石叶，24岁，即将获得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硕士学位。她告诉我说，当她接触到桑德尔的著作时，就像得到了“一把开启心智的钥匙，并开始怀疑一切”。“一个月之后，我开始感觉到不一样，这已经是一年以前了。现在，我会经常扪心自问，这里的道德困境是什么呢？”
最初她的父母都是农民，后来她的父亲做海产品贸易。“我陪着母亲一起去拜佛，会在桌上摆好供品。以前我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，但一年后我再次陪着母亲去的时候，我问她：‘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’”她的母亲对这个问题感到恼火。“她认为我在问非常愚蠢的问题。我开始质疑一切，我不是在说这是对是错；我只是在质疑。”